一、贵族世家，“野合”父母

1、临终惊梦

去世前第8天的晚上，重病的孔子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这是一个不祥的梦，他梦见自己死了，尸身停放在堂屋中两根梁柱之间，灵前摆着祭品。这也是一个奇怪的梦，死去的他并不是躺着，而是直挺挺地坐在案桌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依次上前祭奠自己。

他惊醒了。

停放尸体的位置，夏、商、周三个朝代不尽相同：夏人习惯停在东边，周人习惯停在西边，而商人则停在中间。梦里的自己，正是“坐奠于两柱之间”——在正当中。他嘴里念叨道：“我的祖先正是商人呐，看来我命不久矣。” 

大概孔子自己也没想到，他一生推崇周礼，但在临终的这个梦里，他的葬礼遵循的却是商人祖先的习俗。

2、孔子不姓孔，而姓子

事情要从周朝灭商说起。

传承了30任天子的商王朝，终于被昏庸无道的商纣王弄得摇摇欲坠了。胆敢劝谏的人，贬的贬，杀的杀，跑的跑，他渐渐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的叔叔比干被他挖心而死，另一个叔叔箕子为求自保，宁肯沦为奴隶装疯卖傻也不愿继续辅佐他。他的亲哥哥微子，也绝望地离开了他。

下属的诸侯国纷纷叛变，投向了西边的周朝。周武王联合了800多个诸侯起兵伐纣，以摧枯拉朽之势，推倒了商王朝的这座屹立了600年的大厦，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但对于失败的对手，新王朝并没有赶尽杀绝，相反，他们出乎意料地“讲文明、懂礼貌”——周武王重新分封天下，前后将近1000个诸侯国获得了赐封。他们能够独立管理自己的封地，并世代传承给自己的子孙。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被封为诸侯之一，他得以继续祭祀商王祖先，使商民族香火不绝。

没过两年，新生的周朝还没走上正轨，周武王突然去世了，年仅13岁的成王即位，国家朝政由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公——主持。这时候，武庚联合了周成王的其他几个叔叔，趁机发动了叛乱，但很快就被周公平定了。这一次，周公杀死了武庚，但还是没想让商民族就此灭绝。他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封为诸侯国君，赐国号为“宋”，让他继续延续商朝王室的血脉，并赐给他一个新的姓：子。

孔子的祖先正是宋国的王室，所以他当然也姓子。那“孔”又是怎么回事呢？这还是要到他祖先身上去找答案。

3、“十世可知也”

国君的儿子一般是很多的，相传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总共生了100个。用不了几代人，王室就能繁衍出众多支派。所以虽然说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王室，但可以追溯的直系祖先是他的十世祖：弗父何。弗父何是宋湣公的长子，本来应该继承国君之位，但他主动让给了自己的弟弟。“以国相让”是无上的美德，所以弗父何被视为“圣人”。直到300年后，人们称赞孔子时，还说他是“圣人之后”。

从此，弗父何由王室正统变成了旁支，由国君继承人变成了“卿大夫”——卿大夫一般下属于国君，但和国君一样拥有独立的封地，而且他们封地、爵位和官职一样可以世袭给自己的子孙。

于是便传到了弗父何的曾孙——也是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正考父曾担任宋戴公、宋武公和宋宣公的“上卿”（相当于宰相），是三朝元老，但他从不骄纵傲慢，反而十分谦恭。在正考父家族的宗庙祭祀大鼎上，有一句著名的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zhān，稠粥）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初次受命时，他低着头；再次受命时，他佝偻着背；第三次受命时，他俯下了腰；可谓恭敬非常。而生活上，他不贪图任何享受，有粥糊口就满足了，又可谓俭朴至极。

有人可能会觉得，孔子又没见过他们，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几百年前的祖先呢？其实，古人非常看重家族传承，后代往往把祖上的名人当成自己的偶像。别说是有血脉传承的直系祖先，哪怕只是同姓的先辈，他们的光辉事迹也足以光耀后人。一直到晚清，鲁迅年轻时，还曾以周亚夫和周敦颐的后人自居，并感到自豪和向往。司马迁写出《史记》之后，又是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这也不是偶然的。

而孔子的这个七世祖还有一个独特贡献。据《史记·宋世家》记载，《诗经》中的《商颂》是由正考父创作的。孔子晚年整理《诗经》时，一共只收录了三个“颂”：《周颂》歌颂大周王朝，《鲁颂》歌颂他的父母之邦鲁国，《商颂》则歌颂他的“祖”国：宋国。

4、“孔”从何来？

孔子的六世祖，也即正考父的儿子，叫孔父嘉。“嘉”是他的名，“孔父”是他的字。当时还不习惯称“姓+名”，而喜欢称“字+名”。古代的人名很复杂，除了名和字之外，还有姓和氏。“姓”标记一个人的血缘归属，而“氏”则是同姓的不同支派，标记人的贵贱地位。例如，虽然刘备也姓刘，属于汉室宗亲，但他这一支早就没落了，只是个卖草鞋的而已，和汉朝皇室不可同日而语。

从孔父嘉开始，孔子这一支正式以“孔父”的“孔”作为“氏”。所以严格来说，孔子是“孔”氏、“子”姓。为什么要划分一个新的支派呢？因为他们家族传到孔父嘉这里，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故。

宋宣公去世后，没有传位给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以致宋国政局一度非常混乱，宋国王室和各大家族之间厮杀不断。这时，发生了一件很狗血的事情：宋国另一个卿大夫华督，偶然在街上看到孔父嘉的妻子，瞬间被迷得神魂颠倒，当众脱口而出：“美而艳”。回头，他就派兵攻打孔父嘉，不仅杀死了孔父嘉，霸占了他妻子，还对其家族展开了大肆屠戮。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只得出国避难，举家迁移到了鲁国。

从此，“老孔家”就变成了鲁国人。孔子的家族，也从较高等级的贵族“大夫”变成了低等级的贵族“士”。在当时的世袭社会中，上到周天子，中到各诸侯国君，下到各卿大夫，都会把“家业”全部传给自己的一个儿子——一般是正妻生的长子，而其他没取得继承权的儿子，就会沦为“士”。“士”虽然也是贵族，也可以受教育，但想要出人头地，那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了。当然，相比广大靠出卖体力过活、没有受教育权、甚至连姓和氏都不配拥有的普通工农百姓来说，虽然是“低等级的贵族”，但“低等级”也还是贵族，他们仍然是社会的上层。

5、既是没落的，也是新兴的

孔子的先祖就这样从宋国国君变成了卿大夫（十世祖弗父何），又从卿大夫变成了士（五世祖木金父），他们来到鲁国时，已经是一个持续没落中的贵族。

到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孔家迎来了中兴。按现在的习惯，我们应该叫他孔纥，因为他名纥，字叔梁，但历史上习惯称他为叔梁纥，我们也就不改了。他身材魁梧，力大无比。他的身高达到了惊人的十尺：如果按照现在一尺等于33厘米来折算，他有3米多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同时代的尺寸长短并不相同，春秋中期一尺大约等于20~22厘米，所以叔梁纥大概两米出头。这个身高放到现在也足以出类拔萃，在平均身高更矮的周朝，他在人群中显得格外鹤立鸡群。

凭借他的勇力，他多次随鲁国军队对外作战，立下了不少战功。在一次几国联军围攻偪（bī）阳的战役中，偪阳国在城中设下埋伏，在诸侯联军冲进城以后，偪阳人放下城门，准备来个瓮中捉鳖。这时候，叔梁纥一个箭步冲到城门之下，硬生生一个人扛起了整座城门，帮助诸侯联军成功撤退。这次“偪阳之役”让叔梁纥声名鹊起，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大力士。

后来，他被鲁国封为“鄹（zōu）邑大夫”，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封地。鄹邑在鲁国首都曲阜附近，虽然地方不大，但孔家算是在鲁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完成了阶级的跃迁：从士又上升到了大夫。

6、“无后”的忧愁

叔梁纥事业蒸蒸日上，但他有一个很大的烦恼：他没有儿子。作为贵族，没儿子意味着自己的一切都无法往下传承，更可怕的，自己死后也没法得到后人的供奉——在我国古人的设想中，人死以后的世界和西方想象的“天堂”大不相同，那儿既没吃的，也没穿的，还没钱花，一切都要靠子孙后代从人间给自己“送”过去——“送”的方式就是祭祀。所以，越到晚年，叔梁纥越生活在“断子绝孙”的焦虑和成为“饿死鬼”的恐惧之中。

他的妻子是不是无法生育？他是不是“妻管严”以致无法娶妾？为什么他迟迟没有儿子呢？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真相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其实有过一个儿子，名叫孟皮——“皮”是个通假字，通“跛”，可见孟皮是个有腿部缺陷的残疾人。这是上天给叔梁纥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因为根据礼仪，残疾人是没有继承权的。

记录孔子和弟子言行的《孔子家语》提到，上天给叔梁纥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他的妻子施氏连续生了好几个孩子，全都是女儿，不管怎么生，就是生不出儿子，生到第九个女儿时，叔梁纥已经六十多了，还是没有儿子 。

《孔子家语》的不少内容是后人伪造的，这个说法不见得可信。但不管怎样，为了生出儿子，叔梁纥只能另想办法了。

7、“野合”而生

《史记》说：“（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野合”？这么小众的一个词，竟然出现在了孔子父母身上。两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已。什么是“野合”？有人说就是字面意思：叔梁纥背着妻子，和一个颜氏女子在野外结合，然后生下了孔子——孔子就是叔梁纥在外面的私生子。有人接受不了，说“野合”没那么粗俗，是指不符合礼法的结合。具体怎么不符合礼法呢？有人说是男女双方地位太过悬殊，叔梁纥是大夫，而颜氏女是普通农民，门不当户不对；也有人说是两人年龄相差太大，叔梁纥是个快七十的老头，而颜氏女是个才十七的少女，属于祖孙恋。无论怎么解释，他们的结合肯定是不被认可的，他们生下的这个孩子——孔子，也注定不会被祝福。

《孔子家语》的说法则显得皆大欢喜。叔梁纥老而无子，于是向颜家求亲，颜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都不愿意，只有小女儿，名叫颜征在，知道父亲想要攀上叔梁纥这个亲家，非常体谅，满口答应。但叔梁纥实在太老了，颜征在担心自己生不出儿子，就向附近的尼丘山祈祷，希望获得山神保佑。果然，不久她就生下了一个健全的男孩。因此就给他取名为“丘”，字“仲尼”。

这个故事大概率是为了美化孔子的出身而编造的。《史记》显然更加实事求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谁“祷于尼丘”？没有主语，但从上文看，只能是叔梁纥。大概是他为了求子，曾以“鄹邑大夫”的身份，在尼丘山举行过盛大的祭祀和祷告活动。《史记》还补充说：“生而首上圩（wéi）顶，故因名曰‘丘’云。”为什么给他取名“丘”呢？因为他脑袋有点变形——圩顶——四周高，中间低，在头顶形成了一圈小小的山丘。

这一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人说是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已经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了。孔子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同样因为缺乏史料记载，人们只能通过各种边边角角的信息去推测。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孔子出生在农历八月二十七日——阳历九月二十八号。但没有人能百分百肯定这就是准确的日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出生时，没有天生异象，也没有风云变色，也没有红光满室，就像普天下所有婴儿诞生时那样，他啼哭着来到了人间，懵懂且惶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人生。

二、扫地出门，悲惨童年

1、没有父亲的野孩子

小孔丘刚出生，年龄够当自己曾祖父的父亲就撒手而去了。《史记》说：“丘生而叔梁纥死。”叔梁纥受尽了没有儿子的煎熬，现在，他的儿子将遭受没有父亲的痛苦。叔梁纥想尽办法将其带来人间的这个孩子，将和他年轻的寡母一起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

孔家拒不接纳这个野孩子。背后可能是贵族家庭争夺遗产的常见情形。叔梁纥去世之后，是谁在主持孔家的事务？要么是叔梁纥的正妻，要么是同族的叔伯兄弟——叔梁纥至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古人用“伯、仲、叔、季”来标记兄弟排行，“伯、仲、季”分别表示老大、老二和老小，正如孔丘字“仲尼”表示他排行第二一样，叔梁纥的“叔”意味着他既不是老大老二，也不是老小。

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抱着一个婴儿，想要继承叔梁纥的封地、财产和爵位，孔家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承认。孔家的态度非常决绝，不仅将她们扫地出门，断绝了一切往来，而且凭借着“鄹邑大夫”的势力，邻里乡亲也没人敢帮助这对不幸的母子。以至于直到母亲去世，小孔丘连自己的父亲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2、对孔丘隐瞒了一切

颜征在只得带着小孔丘回到了娘家，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地点，姑且称为“颜家庄”。日后，孔子的批学生（例如颜回的父亲颜路）将出自这里，而“孔门七十二贤”中，姓颜的一共就有8位。

“颜家庄”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颜征在父母肯定是普通家庭，大概率还是穷苦人家——不然怎么会愿意把十几岁的女儿嫁给七十岁的老头呢？

小孔丘在外婆家逐渐长大。他多次问母亲，自己的父亲是谁？既然他已经死了，那他葬在哪儿？但母亲每次都讳莫如深。他去问外公外婆、问街坊邻居、问来往行人，没有一个人肯告诉他。按理说，在当时的熟人社会，一县之主的坟墓在哪儿，很多长辈都应该知道，有些还现场参加过叔梁纥的下葬仪式，大家为什么不告诉小孔丘呢？

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大家畏惧孔府的威势，不敢让他知道。如果他跑到父亲的坟头去哭坟、去祭拜怎么办？孔家会怎么应对？在古代，祭祀祖先也是一种权利，很多北方农村的葬礼至今还保留了“摔盆”的习俗，而只有长子长孙才有资格摔盆，其他亲属是没有的。

于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大家默契地向小孔丘隐瞒了关于他父亲的一切真相，留给了他不尽的困惑和猜疑。《孔子家语》说：“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3、奇怪的“过家家”游戏

慢慢地，人们发现小孔丘有了一个奇怪的爱好：他喜欢上了祭祀。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别的孩子都在玩泥巴，他却假模假式地陈列好香案，点上蜡烛，再摆放一些瓜果祭品，表情严肃而悲伤，对着天空又跪又拜。小孔丘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演习着这些大人才会举行的礼仪。

《史记》的描述让人对小孔丘心生怜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zǔ）豆，设礼容。”“俎”是祭祀用的案板，“豆”是装祭品的容器，小孔丘无从得知父亲墓地的位置，只能在嬉戏时隔空进行“祭祀”。出生就是孤儿的小孔丘，当他“摆放祭桌”、“陈列祭品”的时候，当他假装“哀伤痛哭”、“捶胸顿足”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假戏真做”的成分吧？至少他内心应该在渴望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拥有一个自己的父亲。

把祭祀当成“过家家”游戏的小孔丘收获的不止是孤独和伤感。他对祭礼、葬礼等一切礼仪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别人认为繁琐的礼节、流程、仪式，他却喜欢观察、学习、模仿，大家都夸他“年少好礼”。成年后，他将凭借礼学专家的身份而知名，从而登上人生的舞台。

4、“长我育我，母氏劳苦”

苦的还是他母亲。我们不知道她们孤儿寡母何以为生。靠采桑织布？还是下地耕田？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又要干活，又要带孩子，其中艰辛困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除了生活艰难，她也许还会遭受大家的冷眼吧？她独自带着孩子被赶出孔家，她父母会嫌弃她吗？邻居会不会嚼舌根？村里的光棍会不会来骚扰？她会不会像《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一样被人欺负？会不会在孩子生病时陷入绝望？

她们的生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困苦。根据《礼记》记载，孔子年轻时曾说：“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他没能在外婆家安定下来，相反，她们居无定所，常常需要搬家，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

不管怎么样，为了把小孔丘拉扯大，虽然她也只有十几岁，但一切苦难都需要她这个母亲来承担。她不得不操劳、不得不坚韧，只盼着孩子能够早日长大成人。然而，她却没有活到那一天。她以远超常人的速度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大概三十五岁时，她终于累倒了，永远离开了她相依为命的儿子。《诗经》有一首怀念父母的诗写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这时，孔丘才十七岁，还要三年才正式成年。

父母双亡的他彻底无依无靠了，必须只身闯入这广阔的社会之中。

三、绝地求生，认祖归宗

1、尴尬难题

母亲去世，孔丘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难题——母亲没有葬身之地。葬在哪儿都不合适：对颜家来说，母亲是嫁出去的女儿，没理由葬入颜家的墓地。对孔家来说，他和母亲被赶出来十几年了，不可能葬入孔家的祖坟。按当时的习俗，她应该和丈夫葬在一起，孔丘也希望能够父母合葬，但偏偏他又不知道父亲的墓到底在哪儿。

孔丘必须解开这个难题——但怎么解呢？

不知道是长辈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想法，在处理这件事上，他展现了和他年龄不符的成熟和谋略：他决定把事情闹大，将孔府一军。他不仅要找到父亲的墓地、把母亲和父亲合葬，还要趁此机会，让自己回归孔家、并成为孔氏家族的继承人。

2、闹市停尸

既然不好安葬，那就干脆不葬！不仅不葬，他还要公开寻亲！

于是，孔丘大张旗鼓，用板车拉着母亲的棺材，一路嚎啕大哭，一直来到“五父之衢”。四通八达的大路叫做“衢”，孔丘特意把母亲的尸体停放在了这个人流密集、名叫“五父”的十字路口。他一边伤心痛哭，一边对来往的人群大声诉说着他的不幸：母亲死了，自己竟然连父亲的坟墓在哪儿都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能够告诉自己？能够帮帮自己？

这件事瞬间成为了当地的大新闻：一个人高马大的少年，把尸骨未寒的母亲停尸闹市，在哭着喊着寻找父亲。这时候，十七岁的孔丘已经长成了“九尺六寸”，《史记》说：“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长人”就是“大高个”，“异之”就是“感到惊讶”——惊讶什么？恐怕不止惊讶于他异于常人的身高，更惊讶于他简直和身高十尺的叔梁纥一模一样，连长相也很相似！大家议论纷纷：错不了！这孩子肯定是孔家的！

舆论快速扩散开来，但还是没人站出来帮他。

过了好久，才终于有一个老奶奶动了恻隐之心。她没留下名字，《史记》叫她“輓（wǎn）父之母”——一个拉车的老头的母亲。她告诉孔丘：你父亲是鄹邑大夫叔梁纥，他的墓地就在“防山”。

3、认祖归宗

这场闹剧怎么收场呢？

孔家肯定得知了这一切，并听到了街坊四邻叽叽喳喳的议论。

十多年过去，当年赶走孔丘母子的人还在不在？他们现在欢迎丧母的孔丘回去吗？他们是迫于舆论压力，还是看到孔丘和叔梁纥长得实在太像了、真的想认他这个继承人？抑或是，他哥哥孟皮并非天生跛足，而是孔丘被赶走以后，才发足病落下了残疾？后一种猜测显得更加顺理成章：原本和孔丘竞争的孟皮丧失了继承资格，眼看要“绝后”的孔家就坡下驴，把孔丘重新接回了家中。

孔丘的母亲，也水到渠成地和叔梁纥合葬在了一起。

当然，上述的说法都只是猜测，具体原因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唯一的事实是，做了十几年农家子的孔丘，在父母双亡以后，现在终于恢复了“士”的身份。这看起来像一个落难在外的贵族公子成功认祖归宗的故事，但想真正融入贵族社会，却并没那么容易。

4、当街受辱

操办完了父母的合葬之礼后，孔丘开始积极学习和适应新的贵族生活。

这时候，鲁国大的贵族“季氏家族”向首都地区所有的“士”发出了宴会邀请。季氏的祖先是鲁国第15任国君鲁桓公之子，到当时在位的第24任国君鲁昭公，长达150年的时间里，他们家族一直担任鲁国的“上卿”，垄断了鲁国的宰相之职。季氏的权势如日中天，甚至国君都无法与其抗衡。

季氏为什么突然大宴宾客？原来，家族的上一任执政季武子刚去世，他儿子季平子新登大位，这大概是新宰相和贵族们的一场大型见面会。

如果能够参加这次聚会，对孔丘来说，不仅是对他贵族身份的确认，更是他步入政坛的良机。所以，虽然还在为母守孝，身上还穿着孝服，他仍然兴冲冲地去赴宴了。有人说，儒家重视的就是孝道，母亲刚死不久，守孝期间是不能参加任何宴乐活动的，孔子怎么能穿着孝服去聚会呢？这不是“带头”违背礼仪吗？

让我们不要对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如此苛责吧，让我们体谅一下这个历经磨难才刚恢复身份的底层贵族。《史记》说：“孔子要绖，季氏飨（xiǎng，宴请）士，孔子与往。”“与往”——“和别人一起去”，也许他都没有收到正式邀请——但他还是厚着脸皮，让别人带他去了，可见他多么急切地渴望获得主流贵族圈子的认可。

但没想到，他连季氏的家门都没能进去，还被当众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当时，季氏的管家阳货正在门口接待宾客，看到孔丘走过来，他“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绌”就是“训斥”——没给孔丘留一点面子：我们主人邀请的是“士”，你也配算“士”吗？

本以为拿到了“翻身”的剧本，没想到跨出步就迎来了“碰头”的结局。孔丘被羞得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灰头土脸地逃回家去了。

四、学而不倦，自学成才

1、被质疑“学历”

别说季氏了，哪怕普通贵族也有理由瞧不起出身不正、来路不明的孔丘。别说他还没成年，一文不名，哪怕五六十年后他已成为蜚声国际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很多老牌贵族还是瞧不起他。

瞧不起的方式，是质疑他的出身。《论语》记载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一个卫国皇族，名叫公孙朝——“公孙”意味着他是国君的孙子——问孔子的弟子子贡：“仲尼焉学？”他基本的礼貌都不讲，当着人家学生的面，不称“夫子”，而叫“仲尼”，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尖锐：仲尼是在哪儿上的学？他有正规的“学历”吗？

当时的“学校”全都是官办的，只有贵族才有资格上学。国家的高学府叫做“太学”，专门培养皇室成员和宗室子弟，公孙朝大概就毕业于太学。而从小跟着母亲在农村长大的孔丘肯定没机会接受正规和系统的教育。

所以，面对公孙朝的质疑，子贡也只好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我老师在哪儿不能学习？随时随地都能学！而且他没有什么固定的老师，向谁他都可以学、愿意学。

2、发愤忘食，学以致用

或许因为受到了太多歧视和嘲笑，孔丘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对学习有巨大的热情。当时贵族有六门必修课：礼、乐、射、御、书、数。“礼”既包括不同等级贵族的交往礼节，也包括各级政府的各项规定。“乐”是音乐，在贵族聚会、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都需要奏乐，很多音乐还配合着歌词（诗）和舞蹈。“射”是射箭，“御”就是驾车，当时作战和出行多用马车，一般由两匹或四匹马拉一辆车，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技巧根本无法驾驭。不过不用担心，孔丘绝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在力气上，他丝毫不输乃父。剩下的“书”和“数”，是两门基础课，其实就相当于识字和算数。

掌握了这六大能力，就具备了处理政事、管理国家的基本条件。孔丘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能尽早成为一个合格的贵族社会接班人。

他学习有两大特点，一是热衷思考。他不仅停留在掌握“技艺”层面，而喜欢寻根究底，上升到哲学深度。比如，为什么贵族要遵循那么多“礼”？根本原因是要“亲仁”，“礼”只是“仁”的表现，“仁”才是“礼”的内核。二是注重实践。哪怕是学诗，也要学以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就算把《诗经》三百首都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不能灵活地用于从政和外交，那背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他学习很刻苦，往往整天不吃饭、整晚不睡觉，全都用来学习和思考。

3、转益多师是汝师

但他绝不是“埋头苦学”，他尽可能多多地拜师、访友。若干年后，他把他的这套学习方法教给了他的学生们。《论语》里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当卫国的子贡跟随他来到鲁国时，他还教导他道：“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多和朋友交流、多向前辈请教，是他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

他对一切陌生的知识充满好奇。有一次，他获得了进入鲁国太庙的机会——太庙是祭祀国家创始人的宗庙，周公是鲁国受封的首任国君，所以鲁国的太庙就是周公庙——普通人是进不去的。《论语》说：“子入太庙，每事问。”祭祀之礼是他从小的兴趣，进了太庙以后，他这也问问，那也问问，不肯放过任何细节。别人说他闲话，说“鄹邑大夫”家的这个孩子怎么一点都不端庄稳重？怎么在太庙里面问东问西呢？他也毫不在意。

他抓住一切机会拜师学习。郯（tán）国国君郯子来鲁国交流，听说郯子特别“知礼”，他主动上门求教；苌弘和师襄擅长音乐，孔丘跟他们学习音律和演奏；甚至，有一个叫项橐（tuó）的小孩，才7岁，放到现在刚上一年级，但可能有某项过人之处，孔丘也拜他为师。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善于发现每个人的优点，并虚心向每个人学习。

4、学生折服老师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看他具体是怎么学习的。

孔丘跟着老师学习弹琴，连续10天都在练同一首，还不往下学新曲子。老师说：“可以往下学了。”孔丘说：“这首曲子，旋律我是很熟悉了，但它的乐理我还没掌握，我还要继续学习。”又过了十来天，老师又来催了：“你现在乐理也掌握了，可以往下学了。”孔丘说：“但我还没明白它的主题思想，我还要继续学习。”又过了十来天，老师着急了，说：“你现在思想也理解了，可以往下学新的了。”但孔丘还是说：“我还没参透作者的为人，我还要继续学习。”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孔丘终于若有所悟的样子，说：“这首曲子肃穆庄严，透露出作者的深谋远虑；气象弘大，反映出作者的高瞻远瞩。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创作出这样的音乐啊！”此话一出，把老师吓了一跳，赶紧起身，倒头就给孔丘连拜两拜——他被孔丘深深折服了，他没想到，竟然光听曲子就能参悟作者是谁，而且他从来没思考得这么深入。经孔丘描述，他才恍然想起，这首曲子的名字正是《文王操》。

这个故事肯定经过了后人的演绎，但还是可以看出孔子深入钻研、精益求精的求学精神。

5、跨国“围观”只为学

当时吴国有一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叫延陵季子。他同样以“习礼”著称，鲁昭公二十七年，在出使齐国返回的路上，他的长子突然去世了。于是，他决定把儿子葬在齐国，并就地为其举行葬礼。

当时孔丘36岁，已经成为老师的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对葬礼素有研究，但主要针对长辈和祖、父，儿孙的葬礼该怎么办，他可能还不太有把握。于是，他特地跑到齐国，现场观摩了这场特殊的跨国葬礼。他仔细考察了延陵季子为儿子挖的墓穴有多深，穿的寿衣是什么样，下葬之后，坟墓是怎么垒的，墓碑怎么立、周围的墓道怎么修建……作为父亲，延陵季子穿着什么样的丧服、是怎么哭的？要不要跪拜？他说了什么话来跟儿子告别？每个环节，他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从这些例子，可见孔丘学习精神之一斑。后来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孔丘之所以能成为孔子，其皆出于此乎？

五、工作难找，生活不易

1、“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贵族是不需要干农活的，但孔丘什么活都干过。种菜、刨地、采桑、锄草，脏活累活，一样不落。等他几十年后成为著名政治家时，有人就很好奇，身为贵族，你怎么啥乱七八糟的事儿都会干？孔子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很坦诚，说自己小时候地位低贱，迫不得已学会了很多粗鄙之事。真正的贵族君子用得着干那么多活吗？完全用不着。

当然，他不光“多能鄙事”，“高级”的事他也能。凭借对“礼”的喜爱和精通，他很早就做起了婚礼司仪和葬礼祭司。一开始是给别人打下手、当助理；随着对业务越来越熟悉，能独当一面了，他就兼职干起了礼仪主持人，奔走于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之中。

对不同身份的贵族、不同等级的官员、不同大小的家族，周礼规定了不同的礼仪。穿什么礼服、用什么礼器、走什么流程，都有讲究。如果该用高规格，却用了低规格，就会失了身份；如果该用低规格，却用了高规格，那就会僭越无礼；这一切都需要掌握这一套礼学知识的人来操办，这些专业人士就叫做“儒”。用“儒家”来指代一种学派，那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

孔丘的业务能力很强，他主持的礼仪又周到，又细致，又能恰如其分地匹配主人的身份，还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他在业界慢慢打开了知名度，偶尔会有人专门来跟他学习这些礼仪知识。这是孔子后来开办学校的发端——当然，这一切都还在萌芽和积累之中。

2、仓库管理员、牛羊畜养师

既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人脉关系，还没有过硬的学历，想找一份正式的好工作，对孔丘来说非常困难。虽然他对“礼”已颇有研究，希望以此进入政坛、把毕生所学用在从政为官之上，但现实是残酷的，在主要靠血缘关系的贵族世袭社会，他这个不被认可的底层贵族，根本没机会进入领导们的视野。

他能找到的都是又脏又累的杂活，但没办法，为了生计，他只能屈就。《孟子》记载，他“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委吏”就是仓库管理员，负责物品的出库入库、收纳整理、记账造册等琐事；“乘田”是负责畜养牛羊的，有点像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但地位只会更低。像给牛羊接生、为母猪做产后护理等类事情他应该没少做。孔丘为什么这样的工作也去做？孟子说得很直接——因为穷。

尽管这些并不是他喜欢的，但他仍然尽职尽责，表现十分出色。孟子说他“会计当而已矣”，仓库账目的登记非常清楚；说他“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小牛小羊都在茁壮成长。

3、早婚早育，意外之喜

不到20岁，孔丘就结婚了。有人可能觉得，在古代，20岁结婚不算早了，但考虑到他17岁时母亲刚去世，按照周礼，子女应该服丧3年，这3年期间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几乎是一出服，孔丘就结婚了，并且一结婚，马上就生了孩子。

如果联想到差点绝后的叔梁纥，以及从孔子往下，他们老孔家连续七代“单传”，一直到秦始皇年间，每一代都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孔丘这么着急结婚生子了。

好消息是，他的个孩子就是个男孩。更好的消息是，当他孩子降生时，政府给孔家赠送了一条鲤鱼。有人说，这是国君鲁昭公特地给孔子送来的贺礼。实则不然，20岁的孔丘，国君知不知道有这么个人都很难说，更别提给他送礼了。事实上，这只是有关部门根据贵族管理规定，例行公事而已。当时，如果“大夫”之家生养了男孩，政府会送肉，如果是“士”，就会送鱼。

孔丘获赠了一条鲤鱼，他非常高兴，这对他来说有极其独特的意义：这意味着官方正式承认了他的贵族地位，他不尴不尬的身份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以后他再想参加贵族的聚会，就不会被拒之门外了。

喜出望外的孔丘直接用“鲤鱼”来给自己的个儿子取名，就叫“鲤”，字“伯鱼”。“伯”表示老大，显然，他做好了生老二老三甚至更多孩子的准备。

4、婚姻并不和谐

但是，孔子一生其实只生育了一儿一女。在当时的贵族家庭中这是很少见的。他为什么没有接着生呢？

关于孔子的婚姻和家庭，史书几乎没有直接记载。《史记》说，他妻子来自宋国的亓（qí ）官氏。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贫穷的孔子不一定办得起跨国婚姻，历史上之所以没留下他妻子的任何信息，很可能是因为出身低微，只是连姓和氏都没有的农家女孩。

结婚以后，孔丘的家庭很不和谐，终不欢而散。《礼记》有两处很有意思的记载，一处是关于他儿子的，一处是关于他孙子的。处提到，孔子的妻子去世一年以后，孔鲤还在伤心。孔子听到了哭声，就问：“是谁在哭？”弟子们回答：“是您儿子孔鲤。”然后孔子说：“嘻！其甚也！”——过头了，别哭了。然后孔鲤就不再哭了。子女不是应该为父母服丧三年吗？为什么刚过一年，孔子就不让儿子哭了呢？古代学者解释道，因为孔子夫妇已经“离婚”了，根据礼仪，为离了婚的母亲只用服丧一年。第二处的证据更直接，有人问孔子的孙子孔伋，说：“以前，您的父亲为‘出母’服丧吗？”——“出母”就是被父亲赶出去的母亲。孔伋的父亲正是孔鲤，孔鲤的“出母”当然就是孔子的妻子了。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夫妇的分开应该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家庭生活不是古人所看重的。孔丘也一样，他一门心思都在自己的事业上。

六、创办私学，三十而立

1、“公务员考试培训”？

孔丘也是逐渐才意识到，当老师也可以成为一份事业。

历史发展到春秋中期，人口不断增长，家族不断兼并，国家不断扩张，政府需要管辖的事务日渐繁多，传统的分封制已无力进行有效统治。对人才的急需，导致封闭的世袭制度出现了裂缝：越来越多出身寒微之人跻身政坛，得以分享权力。很多国家陆续开始变法，官员不再以血统任命，而是根据能力选拔。这又进一步刺激着更多人想通过读书明礼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大量没能继承父业的“士”只能自谋出路，他们也急需学习各种从政技能。

由贵族垄断的官学显然无法满足这些需求，于是就催生出了一批开办私学的老师。孔丘正是开风气之先的首创者之一。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在此以前，“教”在官府，“学”在贵族，从此以后，不分贫富，不论出身，教育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了。《论语》说：“有教无类。”知识一旦被更多人掌握，文化就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知识一旦被更多人掌握，社会制度也不得不随之改变，贵族世袭的模式将无法维持。随着各国变法的完成和秦始皇统一六国，世袭制度在全社会层面从中国历史上永远地消亡了。

当然，因为是私学，所以没有政府拨款，也没有官方补贴。一切都要自负盈亏，所以，孔丘肯定也是要收学费的。他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就是一捆干肉，差不多50斤，按现在的肉价折算下来也不是一笔小钱，在肉类更稀缺的春秋时期，应该说这个入学门槛不可谓不高——但不管怎样，学问至少不再是君王的私权，而成为了人民的公器。

孔丘早期教授的内容，大多是非常实用的科目。例如识字、算数、礼仪、官制，以及周天子、各诸侯国以及主要几个大家族的历史和现状，以及贵族必须掌握的经典典籍（例如《诗经》《尚书》等）。学会了这些，就具备了进入政府任职的基本能力。

所以，孔丘所开办的，更像“职业教育”，具体来说，是“公务员考试培训”。

2、孔子的“招生广告”？

孔丘的教学效果显著，凡是跟他学习的，大多数都很容易找到称心的职位。其中有些人后来还在鲁国甚至齐楚等大国担任要职。例如子路、冉雍、冉求，都担任过季氏的家臣，子贡曾担任鲁国和卫国的宰相，子游、子夏等都曾出任不同级别的地方官。

《论语》中有一句话，可以当成孔子的“招生广告”。《泰伯篇》说：“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如果跟我学了三年，还没有获得政府的“谷”（吃上国家公粮），这是很不容易见到的。言外之意，只要大家报名，我们的培训效果很有保障：不用三年，肯定都能“上岸”。

之所以孔丘要“打广告”，是因为他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其他培训机构经常跟他争抢生源。据《论衡》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三盈三虚”就是说，孔丘的学校多次人满为患——学生都报满了；又多次一散而空——学生都跑光了。

不过，整体来说，孔丘的办学很顺利，也很成功。学生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响。大概三十岁时，他这项教育事业算是立住脚了。

从此，我们可以正式叫他“孔子”了——“子”者，老师也。

3、“出国留学”

在他34岁时，他获得了一次“公费”进修的机会。鲁国大家族孟孙氏有位公子叫南宫敬叔，他向鲁昭公申请，想去周朝的首都洛阳学习，希望学问渊博的孔子陪同前往。鲁昭公批准了这一次私人“访学”，还拨给了车马和仆人。

这是孔子次“出国”，也是次去周朝首都——在那里，将发生中国历史那场著名的世纪会面：拜见老子。他们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儒家的创始人，一个是道家的奠基者；一个代表儒家学说的高成就，一个体现道家思想的深精华；而且他们两个人都是自己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和践行者，一个开门授徒、奔波一生，就是为了积极入世、实现“仁政”；一个则骑着青牛隐遁西方，实践了他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人生理想。

他们俩见面聊了些什么呢？会碰撞出什么思想火花？因为没有“会议记录”和相关“新闻报道”，历来无从得知。这引发了后人无限的遐想，很多书都对他们的会面进行了神话般的演绎。例如，《庄子》写“孔老之会”达到8次之多，说孔子见完老子之后，曾三个月闭门不出、不发一言。《史记·老子传》则记载，跟老子聊完，孔子曾留下一段这样的评论：“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他把老子比作变幻莫测、来去无踪的神龙。而他自己，则被称为“凤”，所以这是一场真正的“龙凤之会”。

但彼时，他们应该没有就儒家和道家的优劣进行辩论——因为这两个学派都还没形成。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大概还是围绕着“周礼”。《史记》说孔子此行的目的是“适周问礼”——“礼”是西周文明的结晶，虽然鲁国得到了周礼真传，但很多一手资料和原始档案，肯定还是周天子治下的洛阳保存完整。老子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对礼学颇有研究，孔子慕名拜访，也是为了学习礼学之正统——毕竟，“周礼”才是实用的治国之学。

《史记》说：“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留学”归国之后，孔子的名声更加响亮了，报名的学生呈现了爆发式增长，据传累计达到了将近3000人，这对于2500年前的一所只有一位老师的“私立学校”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4、你的梦想是什么？

但是，创办私学并非孔子的梦想。做老师做得有多成功，他实现自己真正理想的愿望就有多强烈。就像现在课堂上老师经常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一样，他多次问学生：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孔子家语》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孔子带着子路、子贡和颜回去爬山，爬到山顶，举目四望，无限江山尽收眼底。孔子很感慨，又问出了这个问题：“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子路说，如果敌国来犯，气势如虹，鼓声震天，旌旗缤纷，他愿率领一队人马，斩将杀敌，“攘地千里”——他想成为军事家；子贡说，假设两国开战，一触即发，两垒相望，尘埃相接，他愿缟衣白冠，陈说利害，让两军罢兵言和——他想成为外交家；他们两人的志向都很远大，孔子却不置可否，转头看向颜回。颜回说：“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他想找到一个明王圣主，帮助他实现天下大同。

孔子听了之后，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说：“美哉！德也！”颜回的梦想，也正是孔子自己的梦想。

《论语》里子夏曾说：“学而优则仕。”学习好了，就要入朝为官。儒家秉持了两千多年的信念，源头就在孔子。他一生大的梦想，就是把他的所学用在国家治理之上，实现他心目中的“仁政”。可惜，眼看着他的学生们都一个个进入了政坛，有些还发展得相当不错，他自己却总是报国无门。从青年到中老年，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论语》说他“好从事而亟失时”——喜欢从政，却屡失时机。

5、追随国君，流亡齐国

孔子35岁时，鲁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动乱。即位已25年的鲁昭公决定不再忍受季平子的擅权，发动了围剿季氏的战争。但没想到，季氏联合孟孙氏和叔孙氏——这三大家族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号称“三桓”——击败了鲁昭公，并且把他赶出了鲁国。对鲁昭公来说，这是真正的“丧权辱国”，作为一国之君，鲁国却没了他的容身之地。他只得跑到齐国寻求政治避难，齐景公收留了他，并将其安置起来。

国家发生如此巨变，一心想要从政的孔子，立马公开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他坚定地“站队”鲁昭公，还追随他一起逃到了齐国。如果站在局外，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孔子的这个行为：国君被大臣赶走，你一个民办教师瞎“掺和”什么呢？但孔子此举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下注鲁昭公，万一他像当年的晋文公一样，重回晋国重掌大权，那他就是生死相随的股肱之臣。二是到齐国投奔齐景公、寻求从政机会，因为5年前，齐景公曾对自己青眼有加。而这次危难之际的政治选择，为孔子16年后终于登上政坛埋下了遥远的伏笔。

七、国际知名，难偿所愿

1、“孔子一下，你就知道”

人到中年的孔子，成为了那个时代公认有学问的人。

《列子·汤问》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孔子东游”，看见“两小儿”在“辩日”，虽然孔子也没能回答太阳到底是早上更近还是中午更近，但两小儿后说：“孰为汝多知乎？”——连国外的小孩都知道孔子的名字，可见他的名声已经家喻户晓。

这个故事不知真假，但《列子》显然把孔子当成了“多知”的化身。实际上，在孔子生前人们就认为他“无所不知”，遇到任何疑难问题，都会去找他寻求答案。

例如，有一次季氏家族打井时，挖出来一个陶罐，里面竟然有一个动物，长得很像羊，但没人认识是什么，就派人去问孔子，并且特意说“挖出来一条狗”。结果孔子说：“据我所知，肯定不是狗，而是羊。木石之怪，叫做罔阆；河水之怪，叫做罔象；泥土之怪，就叫坟羊。”可见孔子的知识面真的很广。

还有一次，有一只中箭的老鹰从天上掉落到了陈国的朝堂之上，那支箭很独特，陈国上下没人认识，于是特意派遣使者，千里迢迢来到鲁国询问孔子。孔子说：“这支箭的来头那可远了，是东北的少数民族肃慎氏制造的。在周武王时代，肃慎氏曾献上一批这样的箭作为贡品，武王还赏赐了一些给陈国的先王，就保存在你们国库里。”使者回到陈国，到仓库里一看，果然找到了一模一样的箭。

《史记》的这些记载不一定可信，但至少说明，孔子学问渊博，早已国际知名，以致大家把他当成了搜索引擎，遇到不懂的，“孔子一下”，就“马上知道”了。

2、离从政近的一次

他次在政坛“出圈”，是鲁昭公二十年。已在位26年的齐景公带着他的宰相晏子——就是“晏子使楚”的那个晏子——出访鲁国。齐国是紧邻鲁国的东方大国，100年前，齐桓公曾称霸天下。面对鲁国，齐国常常有点居高临下。但让所有人惊讶的是，这次来访，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外，齐景公专程拜访了一个人，不仅谦恭有礼，而且相谈甚欢。这个人就是孔子，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民办学校”创始人兼任课老师，而且还只有30岁。

齐景公向他请教了治国之法，探讨了古代君王的称霸之道，并就当时的国际事务和本朝礼仪的各个方面深入交换了意见。孔子对答如流，见解深刻，齐景公非常高兴，对这个年轻学者十分赏识。这也是5年后，鲁昭公被驱逐时，孔子投奔齐国的原因之一。

到了齐国，齐景公喜出望外，隆重地接待了孔子，并多次向他“问政”。他被孔子彻底“征服”了，准备任命孔子为仅次于晏子的“副宰相”，还要把齐国尼溪一带的土地分封给他——这意味着孔子能独立管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和财产，他的身份也将从“士”提升为“大夫”。对于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孔子来说，这简直是格外“恩宠”。但是，由于晏子和齐国其他大夫的强烈反对，这两件事后都没能成为现实。在齐国苦苦等待了将近两年之后，孔丘终满怀失望地回到了鲁国。

3、欲济无舟楫，端居愧平生

时光飞逝。倏忽之间，孔子就度过了他的“不惑之年”，眼看要“知天命”了。40岁，在古代已是当爷爷的年纪，50岁，行将进入人生的晚年，他的主要精力仍然在教学上：一方面他对《周易》《尚书》《诗经》等教材进行了精心整理，慢慢构建出了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他因材施教，对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指导，不少人已崭露头角，成为了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他自己，却始终没看到半点进入政坛的希望。

难道终其一生，他都只能做个老师吗？难道他满腹的学问，只能给他人做做顾问吗？难道他所有的思想，都只能停留在纸面吗？难道他对“仁政”和“王道”的追求，注定没有实现的机会吗？

他越来越感到时不我待。有一次，他看着滔滔奔流的河水，不禁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不等人啊，我什么时候才会‘得明王圣主而辅相之’呢？”

4、孔子也曾想造反？

《论语》中有两段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想从政的心情有多么急切。季氏家族有一个封地叫费县，费县的长官公山弗扰发动了叛乱，向孔子发出邀请，希望孔子能够加入造反队伍，共举大事。孔子心想：终于等到机会了！收拾东西就要出发。结果，他的弟子子路看不下去了，说：“公山弗扰是什么角色？一个小小的县长而已，您何必到他那儿去呢？”孔子回答道：“大业都是从小事做起的，他既然来召唤我，难道是徒然的吗？”

还有一次，晋国中牟县的佛肸（xī）也发动了叛乱，也来邀请孔子。结果孔子又很激动，马上就要动身去晋国。子路又跳出来反对，说：“您以前教过我们，那些不干好事的人所在的地方，君子连脚都不会踏入半步。现在佛肸造反了，您却要去参加，这是在干嘛呢？”但孔子态度仍然很坚决，说：“话虽如此，但我难道是匏瓜吗？怎么能够白白地挂在藤上呢？”——匏瓜是一种葫芦，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孔子害怕自己会像匏瓜一样，会被当成只能摆看的吉祥物。

当然，在弟子们的反对下，加上这两次叛乱都很快被平定了，他终并未成行。

他只能继续等待属于他的机会。

八、风云际会，一飞冲天

1、从“民办教师”到中都“县长”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1岁，他的政治生涯终于要起步了。他被任命为“中都”这个地方的“宰”——“宰”即“主管”，相当于知县。

中都是什么地方？为什么突然让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孔子去管理？可能的原因，是跟修建鲁昭公的陵墓有关。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被季氏赶出国，此后长达7年鲁国都没有国君，国家事务由季平子主持。流亡在外的鲁昭公一直想回国，但一直被季平子拒绝。公元前510年，年仅51岁、受尽屈辱的鲁昭公在晋国病逝，他的弟弟鲁定公即位。

鲁昭公的尸体被运回了鲁国，但出于对他的怨恨，季平子没有把他葬入国君专属的“皇家陵园”，而是埋在了陵园之外。鲁定公五年，季平子去世，他儿子季桓子继位。上一代的恩怨终于可以了结了，但被“驱逐在外”的鲁昭公墓却格外扎眼，像是对国君和季氏家族的一个巨大讽刺。

于是，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默契之下，鲁昭公迁葬事宜被提上了日程。国君的葬礼是一个超级大工程，迁葬的流程尤其复杂，鲁昭公的身份又如此“特殊”，需要找一位精通礼仪的人来负责——以“知礼”著称的孔子成为了不二之选。

中都县正是鲁国历代国君陵园的所在地。带着这个棘手的任务，孔子出任中都宰，正式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

2、升任“土木建设部副部长”

在别人看来很棘手的问题，礼学专家孔子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如果真迁葬，又要开挖旧坟，又要新建地宫，不仅惊动死者，而且旷日持久也不一定能完工。孔子反其道而行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扩建陵园。

不就是要把鲁昭公和历代先君葬入同一个陵园吗？扩大陵园的面积，把现有的鲁昭公墓包括进来就可以了。就这样，孔子只是修了几条路，将鲁昭公墓和其他陵墓连通起来，问题就完美解决了。既省时，又省力，还省心。

鲁定公和季氏家族非常满意。而孔子还给了他们更大的惊喜：治理中都时，孔子展现出了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一年时间，中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井井有条，人民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重要的是，孔子强调王权，推崇周礼，在他治下，等级分明，尊卑有序，大家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建立起了一整套社会规范。《史记》说：“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中都一跃而成为了全国“模范县”，成为了周边县市争相效仿的样本。

排除掉夸张的成分，孔子的政绩应该也是非常突出的。很快，他就被提拔为“少司空”。“司空”是“六官”之一，主管土木建设，正职称“大”，副职称“少”——“少司空”差不多相当于“土木建设部副部长”。

3、升任“公安部部长兼政法委书记”

现在看来，从“县长”升任“少司空”似乎有点奇怪——司空是负责宫殿建造、水土工程的，为什么让学者出身的孔子来负责呢？事实上，孔子在中都的首要任务是修建陵园，这恰恰是司空下属的业务。在古代，宫殿修建必须以“礼”为基础，不同规格的建筑要遵循不同的要求，因此，孔子的这次升职是合乎逻辑的。

真正不合逻辑的是，同一年，在“少司空”的位子上还没坐热，孔子又被火速提拔为“大司寇”——“司寇”的字面意思是“管理盗贼”，大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部长兼政法委书记”，主管刑罚治安和社会稳定工作。怎么让孔老师来“司寇”呢？

事出反常必有妖。

原来，到了鲁定公时期，国家的权力进一步下移。地方不听中央的，基层又不听地方的。上面是季氏家族架空了国君，而下面，季氏家族内部又出现了权臣，架空了季氏。曾在季氏门口驱赶孔丘的阳货，此时已担任“季氏宰”，成为了鲁国权力大的人。季平子去世时，阳货曾囚禁年轻的季桓子，逼迫他签订盟约才将其释放。甚至，阳货还一度想要把“三桓”的继承人全部杀掉，换成服从自己的人上位。阳货成了实际控制鲁国命脉的人，这就是《论语》中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虽然在鲁定公和“三桓”的联合下，后来阳货被赶出了鲁国，但鲁国上下“礼崩乐坏”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急需有人来整顿一番，维护和加强国家的权威。

正好，孔子就是那个注重国君权威的人。他曾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就是国君，臣子就是臣子，“礼乐征伐”等一切权力，都应该严格按照周礼的等级制度执行。这个时候让他担任大司寇，显然出于鲁定公和季桓子共同的稳定秩序、加强权力的迫切需求。

4、从齐鲁会盟到代理宰相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踏入政坛刚1年就“坐着火箭”成为大司寇的孔子迎来了个大的挑战：齐景公邀请鲁定公到夹谷会盟，史称“夹谷之盟”。

国君之间的会见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孔子被指定全权负责。齐国的邀请里说“约为好会”，鲁定公比较天真，以为真的是去聚会唱歌呢，兴冲冲地坐上车就要出发。但孔子不仅做好了详细的会盟方案，还准备了多种应急预案。为了以防万一，孔子还请求调动军队，让左右司马带队跟在后面，随时策应。

果然，齐国没怀好意：竟然安排了一些少数民族，拿着刀枪剑戟在会场上表演民族歌舞，只要发现鲁国毫无戒备，就想当场捉拿鲁定公。但鲁国军队早已严阵以待，齐国没能发作，那些少数民族舞蹈演员被孔子严厉斥退。一计不成，齐国又生一计，叫上来很多奇形怪状的侏儒歌伎耍起了杂技，试图吓唬鲁定公。孔子以“无礼”为名，下令将那些侏儒全部拿下，直接把他们的手和脚全砍断，血溅当场，哀嚎一片，反而把齐景公吓得够呛。几个回合下来，鲁国占尽上风，齐国还被迫归还了之前侵占鲁国的汶阳、龟阴等好几座城池。鲁国取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

经此一役，君臣空前团结，鲁国气象一新。孔子展现出的超强政治手腕，为他赢得了鲁定公和季桓子更坚定的支持。到鲁定公十三年，55岁的孔子由大司寇之职代行宰相之权，登上了政治生涯的巅峰。

这个时期的孔子意气风发，磨刀霍霍，准备在鲁国这片土地上大干一场，实现他心中的王政理想国。

九、王图霸业，事与愿违

1、“整顿思想”，诛少正卯

孔子上任大司寇第7天，就公开处决了一个人，并将其尸体在朝堂上示众三天三夜——这个人就是少正卯。

弟子们不理解，为什么老师执政要从杀人开始？而且被杀的还是一个著名学者。难道因为他多次抢走孔子的学生吗？——当然不是，孔子不会公报私仇，而是为了“整顿思想”。他列出了少正卯的五大罪状：“，他胸怀通透而用心险恶；第二，他行为乖张且坚定不移；第三，他言谈不实却能说善辩；第四，他知识渊博但丑陋庞杂；第五，他迎合错误还强词夺理。”而且，他还聚众讲学以俘获人心，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这种人叫“小人之雄”。孔子认为，一旦任其自由发展，可能会离经叛道、反对王权，所以不可不杀！

通过杀人来统一思想，并非孔子的首创，而是古代政治的“悠久传统”。孔子就引用了商汤杀尹谐、文王杀潘止等7个案例，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论语》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不能容许“异端”的存在，想让所有人的思想都归于“正统”。

整顿思想和他强化王权的理念是相辅相成的，少正卯只是集权观念在思想上的祭品而已。孔子将在尊崇王权的改革道路上，大刀阔斧，继续前进。

2、打击“三桓”，捣毁“三都”

当时的政局也实在是乌七八糟。以“三桓”为首的各大家族简直胡作非为，完全不守规矩。季氏曾“八佾（yì）舞于庭”，还去祭祀泰山，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他家族也经常使用天子仪制，完全没把国君和周天子放在眼里。

而“三桓”手下的诸多大臣，尤其是一些相对独立的封地，也越加发展壮大，现出尾大不掉之势。例如，季氏家族的都城费县，俨然成了公山弗扰的独立王国。孟孙氏和叔孙氏的郕县和郈县，情况也大同小异。不管是外城的建造规模，还是内城的防御工事，都远远超过了鲁国的首都曲阜，中央已无法对其有效管理。

于是，孔子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隳（huī）三都”的政治行动。“隳”，就是“毁坏、推倒”，“三都”就是“三桓”的三座都城。孔子想通过“隳三都”来打击“三桓”，并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任何城市都不能超过首都，一切行为都不得违反礼制，所有权力都必须服从国君！

首先，孔子任命自己的“大弟子”子路出任季氏“宰”，并安排了一批学生进入各级政府任职。然后，孔子派出军队，准备对三座城市进行“强拆”。他选择先对实力较弱的叔孙氏下手。没有预想中的激烈反抗，很容易就摧毁了郈县。接下来就瞄准了难啃的骨头：一贯嚣张跋扈的季氏。

3、逼反费县，首都“沦陷”

孔子紧锣密鼓地推进费县的拆除工作，但没想到，公山弗扰不仅拒不执行命令，还凭借费县的武装力量，公然和国家军事对抗。不久，公山弗扰更是联合叔孙氏家族的叔孙辄，正式发动了叛乱，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向鲁国的首都曲阜杀来。

面对突袭，曲阜几乎没做任何防御准备。孔子完全没料到，竟然还有人敢攻打首都！公山弗扰率领叛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进了曲阜城内。慌乱之中，鲁定公和三大家族的首领以及孔子，一起躲到了季桓子的宫殿里。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测，可能国君宫殿的防御设施和亲兵人马还不如季氏家里强大——难怪孔子要感叹“天下无道”了，君臣地位全乱套了。

叛军步步紧逼，鲁定公则节节撤退。后，他们被逼上了一座台子，居高临下守卫着后的防线。转眼间，好几个士兵已经打到了他们身边，好几支箭差点就射中了鲁定公。不管孔子强化国君权威的初衷多么美好，此刻，“隳三都”的计划已经把鲁国带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边缘。只需再进一步，包括鲁定公、孔子和“三桓”在内的鲁国核心领导集体，将被公山弗扰一网打尽。千钧一发之际，救援部队赶到，击退了叛军，救出了鲁定公、孔子和“三桓”一干人等。公山弗扰和叔孙辄逃往了齐国，这次叛乱宣告平定。

经历了这一番凶险，费县终于被推掉了。不知道教师出身的孔子会不会心有余悸，可以肯定的是，鲁定公和三大家族应该都被吓得不轻。他们想到过有人反对孔子的改革，但没想到这种反对如此激烈，更没想到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生命危险：理想是粉红色的，现实却是血淋淋的。政治改革，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4、功败垂成，不了了之

现在只剩下孟孙氏的郕县了。孟孙氏此时的领主是孟懿子，他是南宫敬叔的哥哥，也是孔子的弟子。孔子把郕县放到后，大概以为，自己的这两个学生一定会配合自己的工作——但他错了，在政治斗争面前，师生之谊根本不值一提。

孟懿子态度非常坚决：拒不听命。原因很简单：郕县是孟孙氏的根基，摧毁了郕县，等于摧毁了孟孙氏。孔子也不再顾及情面，派出军队强攻郕县，将其团团围住。孟懿子则率领家族武装顽强抵抗，和国君的军队形成了对垒之势。

奇怪的是，郕县竟然久攻不下，双方打成了持久战。也许是经历了费县的叛乱，国家已经元气大伤，也许以季氏为首的大家族发现了“隳三都”计划越来越不对劲——本想打压一下不听话的手下，结果自己才是被打击的目标——因此他们不再支持孔子，转而和孟孙氏站在了一起。包围郕县的部队消极怠工，孟懿子也没有像公山弗扰一样袭击首都，只是单纯地反对推倒郕县，并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郕县位于曲阜和齐国之间，对曲阜起到了重要的保卫作用，自毁郕县，曲阜以北将无城可守，万一齐鲁开战，齐国将可以直取曲阜北门。

气魄宏大的“隳三都”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到后孔子也没能拿下郕县。3年时间，把鲁国政坛搅得天翻地覆，却没取得什么实质成就的孔子，把自己也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

十、周游列国，颠沛流离

1、孔子为什么“裸辞”？

之前对孔子抱有多大希望，现在鲁定公和季桓子就有多么失望。在他们看来，是因为孔子的理想主义，因为他的不切实际，因为他缺乏基层经验，才会在如此重大的改革上操之过急，才会导致如今鲁国君臣骑虎难下。但孔子对实践理想非常执着，不肯丝毫让步，还要继续推进。双方的关系日渐微妙，潜在的冲突如暗潮汹涌。

一方面，身为大司寇，孔子慢慢被边缘化了。开重要会议不通知他了，做重大决策也不和他商量了，甚至起码的礼节，鲁定公都懒得在乎了。有一次，孔子陪同鲁定公举行祭祀，祭礼结束后，鲁定公连祭肉都没分给他。按照周礼，国君不给大臣分祭肉，是严重的无礼行为。《孟子》说：“燔肉不至，孔子不脱冕而行”——孔子感觉受到了侮辱，连官帽都没顾得上脱掉，就匆忙走人了。

另一方面，一旦发现孔子的终目的是推崇国君、打压“三桓”，季桓子就无法再容忍他的存在了。《史记》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孔子辞职后，有一个叫师己的人，一直送他到了鲁国边境，回去以后将孔子的一举一动如实汇报给了季桓子。可以想象，孔子出国，多少有点迫不得已——如果他不激流勇退，说不定等待他的将是杀身之祸。

还有一种说法则更像历史演义：在孔子治下，鲁国瞬间变得强大无比，齐国担心鲁国一旦称霸，首先会拿自己开刀，于是使出了一招“美人计”，给鲁国送来了80个才貌出众的歌姬舞女。孔子反对接收，但鲁定公和季桓子色迷心窍，竟然背着孔子，悄悄将她们安置在城外，经常偷偷跑去取乐。连续好多天，孔子去上朝开会，两位领导竟然都“旷工”了，没来！摊上这样的领导，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于是孔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鲁国。

孔子辞职的真相已经扑朔迷离，但无论如何，鲁国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而55岁的孔子，并没打算就此放弃他的理想，而是开启了“周游列国”的新征程：既然鲁国不是称心之地，那就再去别国寻找如意之邦。

2、小官吏的大预言

出国，去哪国呢？齐国近，但“夹谷会盟”之时，孔子已彻底“得罪”了齐景公，齐国他是没法儿去了——后来的14年，他造访了十几个国家，都没有再踏入齐国一步。

听说西边的卫国近发展不错，人口众多，经济也很繁荣。让孔子动心的可能是，卫国的政权非常稳固——卫灵公在位已经38年。只有稳固的权力，才能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用武之地。

于是，孔子打点行装，朝卫国出发了——身后追随着一批忠实的弟子。在孔子任上被提拔的很多学生，此时也受到了鲁国官场的排挤。这是古代政治斗争中常见的派系化的特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孔子当然希望“君子群而不党”，但其他人可不一定听他的。所以，子路、颜回等得力干将，部分出于不得已，部分出于自愿，跟着孔子一起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他们刚到卫国的仪县，就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插曲。仪县的“封人”（边界守官）想拜见孔子——如果孔子还是大司寇，这么一个小官想要见他恐怕没那么容易，现在孔子丢了官，仪封人感觉机会难得，百般请求，一定要见见孔子这个大名人。

见完出来，仪封人留下了一句“神预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duó）。”——木铎是一种铃铛，古代“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有关文化教育的事务，当政者会摇着木铎通知和号令大家。仪封人说，孔子丧失了官位，你们又何必担心呢？虽然在当今之世，孔子不受待见，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上天会让他成为天下万民的思想导师、千秋万代的精神领袖。

3、跟在宦官之后招摇过市

仪封人的预言，从孔子去世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这2500年间，都变成了事实：所有王朝都把他奉为“至圣先师”。不过，在他生前，迎接他的没有鲜花和掌声，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排挤和羞辱。

孔子到了才知道，卫国的政局同样乌烟瘴气。卫灵公虽正值壮年，不过44岁，但他已无心管理朝政，整天宠幸他的爱妃南子。南子为人淫乱放荡，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街头巷尾到处是她的流言蜚语。但卫灵公偏偏什么事都由着她，甚至为了她一度要杀死自己的太子，以致太子被逼出国流亡。

南子也想一睹孔子的真容。《史记》记载，他们是单独见面的，卫灵公并未在场。房间焚着淡淡的熏香，两人中间拉着一帘帷帐，南子身上戴满了玉佩，行礼时发出动听的撞击之声。这似乎是一次不正常的会见，孔子出来以后，弟子们很不高兴，尤其是子路，他不理解为什么孔子要去见一个声名狼藉的宠妃。后逼得孔子对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如果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就天打雷劈！”

孔子可能想通过南子获得卫灵公的信任。卫灵公也确实待孔子不薄，给了他和鲁国大司寇同等的待遇：“奉粟六万”——6万斗小米，约合60万斤，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年薪大概有400万之多。

虽然待遇高，好吃好喝招待着，但卫灵公并没有发自内心重视孔子，更没打算重用他。有一次，孔子正和他谈论治国之道，他却看都没看孔子，而是抬头看着天上的飞雁。还有一次，卫灵公带着南子乘车出行，让宦官紧紧跟在他们身边，而让孔子跟在宦官之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简直太丢人现眼了，孔子无法忍受这种羞辱，没几天就离开了卫国。

4、多次差点被杀

孔子随后走遍了曹国、宋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十来个国家，一共拜访了70多个国君，不仅没有获得一次像样的任用，还多次差点被杀，客死他乡。

比如，师徒刚来到匡地，就被匡人包围了起来。匡人来势凶猛，弟子们勉强应付。一番乱斗之后，在兵荒马乱中，孔子心爱的弟子颜回被冲散了，当他终于找到大部队以后，孔子说：“颜回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后，孔子派人到卫国求救，才脱离险境。

还有一次，他们来到了蒲地，蒲人正在叛乱，不知道这一伙人是来干嘛的，不由分说，直接发起了进攻。孔子率领弟子们拿起武器，奋起反击，双方“斗甚疾”——还好孔子师徒都很能打，竟然把蒲人打怕了。后来主动求和，放孔子离开了。

还有一次，孔子正带着弟子们在大树下面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tuí）派人追杀孔子，把孔子身旁的大树都砍倒了。孔子紧急换掉衣服，乔装打扮一番，才得以逃出生天。

为什么孔子每到一地都有人和他作对？孔子妨碍他们什么了？

5、丧家之狗

孔子还真妨碍他们了。在他看来，当时上到国君，下到大夫，犯上作乱者有之，肆意妄为者有之，全都视“周礼”如无物，和“仁政”相背离。孔子不仅宣之于口，还笔之于书，揭露他们的黑暗和丑陋。来到一个国家，孔子就指责国君“无道”，来到一个城市，孔子就批评大臣“无德”，来到一个地方，孔子就批评大众“无礼”，大家自然对他怀恨在心。

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孔子周游列国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国君的重用，那该国的大臣肯定会想：“你获得重用了，那我们不就得靠边站了？”所以他走到哪儿，哪儿的大臣都很紧张，生怕孔子抢了他们的位置。即使国君赏识孔子，大臣们也会想尽办法从中作梗。

孔子肉眼可见地变老了，头发已经泛白，身体也大不如前。他们来到郑国某个城门口时，可能由于人群拥挤，孔子又行动迟缓，竟然走散了。弟子们急坏了，到处打听。有一个人对他们说：“东门外站着一个老人家，额头格外高耸，脖子上像长了鳞片一样粗糙，肩膀宽阔，但双腿短小，孤零零地，失魂落魄的样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弟子们听了很不高兴，怎么能说我们老师像“丧家狗”呢？找到孔子之后，他们气愤地把那人的话说给孔子听。没想到，孔子非常开心，欣欣然笑着说：“他说我是丧家之狗，说得好啊！说得好啊！”——没有国君任用的自己，无依无靠，不正像丧家的狗一样吗？这人真是我的知音啊！

怎么才能拥有自己的“家”呢？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找到一位慧眼识珠的“明王圣主”，力排众议，以国相许。

十一、身陷重围，穷途末路

1、迎来转机

公元前589年，南方的新兴大国——楚国突然向孔子伸出了橄榄枝。楚昭王想聘用他，并向他许诺，将分封给他700里的土地：这是他有生以来获得的待遇高的“录用通知”。

“周游”了9年之久、已经63岁的孔子喜出望外，立即收拾行装往南进发。虽然被视为“蛮夷之邦”，但楚国幅员辽阔，实力雄厚，100年前的楚庄王曾称霸诸侯，当今的楚昭王也是一个有为之君，而且才35岁，正当盛年。莫非他奔波一世，楚昭王才是他日思夜想的真命天子？

2、陷入绝境 

他们师徒来到了陈国和蔡国的交界地带，很快就要进入楚国。正当他们在山野树林之间赶路时，突然冲出来一群士兵——不是来迎接他的楚兵，而是来阻拦他的陈蔡联军——把他们死死包围了起来。

陈蔡两国为何要阻拦孔子？因为他们害怕：孔子批判的种种“无道”行为，陈蔡两国也没少干；两国当权的大夫们干的那些事，都不符合孔子的心意。如果孔子得到了楚昭王的重用，作为楚国的附庸小国，陈蔡两国的当权者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们倒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杀掉孔子，否则会触怒楚国——但也不敢放孔子走。

孔子师徒就这样被围困在荒野之中，随身带的干粮没几天就吃完了。他们只能吃野菜、吃树皮。野菜和树皮也吃完了，他们就只能硬生生挨饿。孔子倒没有慌乱，每天照常给弟子们上课，演唱诗歌，练习礼仪。但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包围仍然没有解除，大家饿得头昏目眩，不少人开始焦躁起来。整整连续7天，他们没吃一粒粮食，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躺在地上“昼寝”以保存体力。

眼看要饿死了，弟子们的情绪控制不住了，彼此交头接耳，开始议论纷纷。他们跟随老师追求理想，本以为会有美好的前途，为什么反而寸步难行？每走一步都被人针对？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绝境？难道所有人抛家舍业，背井离乡，换来的结果，就是活活饿死在这异国他乡吗？

大家的信仰动摇了，越来越多人带着疑惑、怨恨甚至愤怒的目光看着他们的老师。再这么下去，师生内部随时可能会爆发一场“哗变”。

3、“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

暴脾气的子路直接冲上来质问：“君子亦有穷乎？”——我们跟着你做君子，就落得现在山穷水尽的下场吗？

不知道孔子是否也会有这样的疑惑，但此时重要的是安抚住大家的怨气。他先对子路说：“君子之所以是君子，就是哪怕山穷水尽，也不会胡作非为，而小人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先冷静！”

然后挨个找弟子谈心，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他先问子路：“《诗经》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会困在这荒郊野岭？是我们的‘道’错了吗？为什么会沦落至此？”子路回答说：“也许是我们还没做到真正的‘仁’吧？我们鼓吹‘仁’，但又做不到，别人才会不相信我们，才会处处为难我们。”

孔子说：“你是这样想的吗？谁说做到‘仁’了，别人就不会为难我们了？那历史上也不会有比干被挖心而死、伯夷叔齐被冻饿而亡了。要知道，他们可是公认的仁人呐。”

子路退下了，孔子叫子贡过来：“《诗经》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子贡说：“老师，因为您的‘道’太纯洁、太伟大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道至大则不容于世。老师，要不您稍微降低一点标准，迁就一下世人吧？”孔子说：“子贡啊，你就这么点出息吗？君子能修养自己的‘道’，以达到至真至善的境界，但不能为了让别人容纳自己，而损害‘道’的一丝一毫。降低标准的话，我们和其他人又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同流合污吗？”

4、“不容然后见君子”

子贡也退下了，孔子叫来了颜回：“《诗经》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回说：“老师，您的‘道’太伟大了，所以世界容不下您。但容不下又怎么样呢？容不下才见得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如果‘道’没修好，那是我们的问题，但如果‘道’已经修得非常好了，那些掌权的人还不任用您，甚至还来排挤您、阻碍您，那不是您的耻辱，而是他们的耻辱！不容于世又怎么样呢？”

颜回不愧是颜回，这段话真是说出了孔子心中所想，他的眉头终于舒展了，欣慰地说：“说得好啊！颜回！”然后，他把弟子们都叫到一起，说：“同学们，我们追仁求义，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成为德才兼备的君子。能不能成为君子，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但君子能不能实现抱负，这要看时代机遇。古往今来，德厚学博的君子不容于世的多了去了，岂止是我孔丘一个呢？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增长学问，修养身心，端正品行，然后静待时机，就可以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等不到属于我们的机遇呢？楚昭王不就在向我们招手吗？”

5、难道是天意吗？

看到大家神态缓和了不少，孔子派子贡秘密进入楚国寻求救援。楚昭王闻言，即刻派出军队赶到陈蔡之间，把孔子接了出来——绝处尚能逢生，看来，孔子的机遇真要来了。

但恰在此时，命运又跟孔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当年7月，楚昭王在军中突发疾病，暴毙身亡。

可以想象，听到死讯的孔子，也许会呆愣在原地，瞠目结舌良久：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上天就这么不肯给我一个机会吗？

去楚国的事只能作罢了，希望再一次落空。孔子一时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辗转了一些地方后，他又回到了卫国。

十二、删述事业，教材不朽

1、68岁返回鲁国

卫国也没什么值得期待的，甚至比之前更让他气愤。卫灵公已经死了，太子蒯聩还流亡在外，所以孙子直接继承了国君之位，号为卫出公。作为卫出公的父亲，蒯聩认为自己才是继承人，儿子不该抢了他的宝座，而卫出公觉得，自己都已经登基了，没理由再传位给父亲。父子俩你争我夺，后兵戎相见。蒯聩在晋国支持下，率军攻打卫国，卫出公则拼死抵抗。

在孔子看来，为了君位而父子相残，简直丧尽天良：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人。

但不待在卫国，又能去哪里呢？正所谓“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又能好到哪儿去？晋国又能好到哪儿去？宋国？郑国？这些地方都跑遍了，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也没比谁好多少。就像《论语》说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他大概已经认命了：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推行他的“道”了。所以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既然中原找不到安放理想的地方，要不干脆漂流去海外吧？

时间转眼来到了公元前484年。鲁定公早死了，此时是鲁哀公十一年，季桓子也死了，季康子已接班8年。他离开鲁国已经整整14年了。出发时如果还说得上“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如今68岁的他，垂垂老矣，尚能饭否？还要继续周游吗？还是就此放弃呢？时日无多了，他必须做出抉择。

恰好此时，他的学生冉求、樊须等在鲁国与齐国的一次战争中立了大功。鲁国不禁对他们的老师有了新的看法：虽然孔子本人迂腐固执，难以相处，但他的学生中确实人才济济，不少人堪当大任。像子路、子贡、颜回等人，都是不可多得的精英。为了招揽更多孔子的学生为自己服务，鲁昭公和季康子以谦恭的态度，带着丰厚的礼品，盛情邀请孔子回到了故乡。

2、整理“六经”

回国后，他被尊为“国老”，很多弟子被重新起用，但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再担任任何实际职务了。鲁哀公和季康子倒也经常找他“问政”，但更多是象征性地表示礼敬而已，并不一定真想聆听他的什么教诲。

生命的终点已经在不远处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我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不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我该以什么面目面对后世、面对历史？

他可能想到了仪封人的那个预言：上天真的会以我为木铎吗？我死之后，他们怎么以我为木铎呢？好的方式恐怕是编书——把对历史的传承、把对礼仪的诠释、把对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理想，统统落笔成文，编订成书，后来的人才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他翻出了当时所有的典籍，开始精心挑选，用心整理。首先是《诗经》。他删掉了不符合自己思想的篇章，选择那些“可施于礼义”的，汇总成305首。这便是我国部诗歌总集。其次是“礼经”，“礼”是每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国家的行动指南。不管是王孙公子，还是普通百姓，一举一动都应该依“礼”而行。然后是《周易》。孔子晚年非常喜欢读《周易》，留下了“韦编三绝”的典故。因为《周易》过于精微，常人很难读懂，孔子还特意撰写了很多讲解，让《周易》成为了系统阐述儒家思想的哲学之书。后是“乐经”。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是人类精神高层次的享受，也是国家治理高境界的体现。

历史对一个民族的延续尤其重要。我们民族是怎么来的？有什么特点？先民们做出过哪些丰功伟绩？孔子对上古的诸多史料进行了精选，编成了《尚书》。再加上《春秋》，这六部书被合称为“六经”——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治国理想，全都编进了这六部经典之中。

3、编订《春秋》

孔子整理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述而不作”。他认为，我们并不缺少律法，我们只是缺少对律法的遵从。先王的思想已经很完备了，先贤的功业也历历俱在，与其标新立异进行“创作”，还不如好好追述前人已有的成果。

但《春秋》是一个特例，它是像“创作”的一本。《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自己也说过：“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古代，只有天子才有权编撰史书，普通人是不能私自修史的。但孔子却代行了天子之权，严重违背了礼法。为什么他宁愿违礼也要“作”《春秋》呢？

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抽象地说这样对、那样不对，不如结合具体的事件，能把道理讲得更明白。他选择近200多年的历史，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到他活着的当下，用事例来阐明是非，以历史来针砭时弊。哪件事符合周礼，值得效仿；哪件事违背王道，应该杜绝；对每件事都进行了点评和褒贬，忠臣良将毫厘必现，乱臣贼子无处遁形。所以，《春秋》不仅是一本史书，也是一部治理国家的法典。

现在看来，《春秋》也不完全是孔子的“创作”，他只是在鲁国国史档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和改写。但相比于其他经典，《春秋》肯定是孔子“原创”成分多的一本书，也是它花心血多的一本书。

他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直写到了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一年春天，发生了一件带点神话色彩的事。鲁哀公到郊外打猎，捕杀了一只奇怪的野兽：身子像鹿，尾巴像牛，蹄子像马，头上只有一只角。大家都不认识，请孔子来辨认。孔子说：“这是麒麟呀！”说罢竟失声痛哭。他一边用衣袖抹眼泪，一边拍打着麒麟的尸体，反复念叨着：“你为什么要来啊？你为什么要来！”

古人认为麒麟是神兽，只有太平盛世时才会现身。现在天下无道，麒麟的出现明显“生不逢时”。孔子哭得那么伤心，大概也是想到了自己吧？他和这只被杀的麒麟不是很像吗？都想给人间带来太平盛世的消息，但世人却觉得他们不合时宜。

孔子把此事写进《春秋》以后，就此绝笔。

4、人生总结

“获麟绝笔”的故事也许是后人编造的，但到此为止，孔子所有的工作确实都已经完成了。

在《论语》里，孔子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对不同年龄不同生命状态的描述。如果让他总结一生的事业，他可能会说：“我这一生做了三件事，件事，我一辈子都想从政，但折腾来折腾去，没折腾出什么名堂。第二件事，我当了一辈子老师，带出了不少学生，这件事算是成功的。第三件事，就是编了这么些本书，后世的人能看出我的心血吗？他们会世世代代学习这些经典吗？我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孔子编订的这些“教材”，是奠定其地位、成就其不朽的主要原因。古代每一个读书人都在学习，每一个王朝都把它们指定为必读的经典，前后持续了2000多年。它们就是孔子的化身，就是古代社会真正的“木铎”。

十三、晚景凄凉，哲人萎顿

1、相依为命

孔子决定回鲁国，也许还有家庭原因。他68岁了，还没有抱孙子——孔家再次面临绝后危机。他儿子孔鲤结婚多年，一直没有生育。到了49岁，他妻子总算怀孕了。很有可能孔子是得知了这个好消息，才立刻从卫国赶了回去。毕竟，“无后为大”，终于要当爷爷了，他应该会非常高兴。

但第二年，孩子还没出生，孔鲤就去世了。孔子虽然悲伤，但更为孔氏家族忧愁：孔家不绝后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了这个遗腹子身上。

他祈祷上天赐给他一个男孩——这一次，上天满足了他的心愿。不久，他唯一的孙子出生了，他给他取名孔伋，字子思。

根据《礼记》，孔鲤死后，他妻子改嫁到了卫国，但没说此事发生在孔子生前还是死后。如果是生前，那孔家现在就只剩他们一个快70岁的老人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相依为命了。

2、白发人送黑发人

两年以后，孔子喜欢的学生颜回英年早逝。孔子非常伤心，可能比死了儿子更伤心。《论语》中没有只言片语提及孔鲤之死，但多次提到孔子痛哭颜回，可见弟子们对此印象深刻。

孔子把颜回当成亲儿子看待，也把他当作接班人来培养。他非常喜欢颜回，甚至崇拜颜回，他曾对颜回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如果你有钱的话，我愿意给你做管家。鲁哀公曾问他，弟子当中谁比较好学？他只说了一个人，就是颜回。并且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在他心中，和颜回相比，其他所有弟子都黯然失色。

他本希望颜回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光大他的思想，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但颜回年仅32岁（也有人说42）就先他而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捶胸顿足，以致违背了礼仪——按照规定，哭丧也要分亲疏等级，父母之丧可以嚎啕大哭，但学生之死不能哭得太过分。弟子们提醒他过分了，他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我过分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恸哭还为谁恸哭呢？

第二年，他亲近的另一个学生子路也突然去世了。当时他在卫国为官，卷入了一场内乱，他被人挥戈捅死。敌人不解恨，还把他剁成了肉酱。噩耗传到鲁国，孔子当场就哭了出来。他仔细地询问子路临死的细节，当知道他被剁成肉酱之后，他命人把家里所有的酱缸都盖了起来，不忍心再看它们一眼。

一次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天天以泪洗面。他临终前的几年都是在这样的悲伤中度过的，而他自己的生命也马上要走到尽头了。

3、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儿子死了，颜回死了，子路死了，其他弟子们也风流云散了，做官的做官，教书的教书，出国的出国。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

他病倒了，一天比一天沉重。他想念他的学生们，回味着过去生死与共的日子。他每天拄着拐杖在家门口来回踱步，向着外面张望，渴望能再看到心爱的弟子们。

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子贡从国外到了鲁国，特意来看他。他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抱住子贡，说：“子贡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再晚几天，说不定我们就再也无法相见了！”接着，他感叹道：“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都有崩坏的时候，梁柱都有摧折的一天，我的死期恐怕不远了。”说完又哭，哭完又说，和任何一个面临死亡恐惧的普通老人一样。

子贡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他次感到老师如此无助。

七天以后，烛火熄灭了，孔子去世了。

4、难言撒手，念念不忘

还记得他临终前的那个梦吗？梦里面他既死了，又活着。尸身停放在堂屋中两根梁柱之间，灵前摆着祭品。但他并不是躺着，而是直挺挺地坐在案桌上，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依次上前祭奠自己。

在梦里，他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他心想：“天下无道这么久了，现在又没有什么明王在世，大家都不听我的，为什么我会坐在中间接受大家的祭奠呢？难道我的道终于要被世人顶礼膜拜了吗？天下将以我为“宗师”了吗？大家都会按我说的去做吗？”

这样想着，眼泪从眼角流了下来。他回想起这一辈子的经历：年轻时遭人歧视，备受冷眼；中年时被人冷落，报国无门；50多岁好不容易一展身手，但刚开手，多少宏图大业就夭折了，只得周游列国；在外漂流14年，处处碰壁……当年没有一个国君任用我，如今我已经是个73岁的老头了，眼看病势沉重，难道反而能实现我的理想了？

这么幻想着，他醒了。他自嘲地笑了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猛然醒悟，他之所以坐在两柱之间，纯粹是因为他的殷商祖先在召唤他——他要死了。

带着遗憾和不舍，他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十四、成圣成神，唯儒独尊

1、“我不是圣人”

凭借他的独特魅力，孔子拥有非常多忠实“粉丝”，尤其是他的学生们，越了解他，就对他越佩服。例如颜回曾感慨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越仰望，就发现老师越高不可测，越钻研，就发现老师越博大精深。“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即使想要跟上他的步伐，也找不到任何门径！

有人问子贡：“您老师是圣人吗？为什么这么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道：“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在子贡看来，自己的老师不仅是圣人，而且是“天纵之圣”。很多学生都坚信，孔子已经达到了“圣人”的水平。在当时，圣人特指德行超群又能造福百姓的人，孔子的德行毋庸置疑，但造福百姓确实谈不上，至少他生前的功业还没达到这个级别。但他的崇拜者们不管，坚持认为孔子是圣人，甚至是古往今来伟大的圣人。

面对“圣人”头衔，孔子严厉否认。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圣”和“仁”都是我们人生追求的高境界，我怎敢轻易说自己达到了呢？他还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我只是永不满足、不知疲倦罢了。

2、“贤于尧舜远矣”

有趣的是，面对老师的否认，弟子们并不买账。子贡当面反驳孔子：“学而不厌，这是智慧的特征；教而不倦，这是仁心的体现。既智且仁，老师您已经是圣人了！就别再推辞了！”

孔子死了以后，他没有了再反驳的机会，弟子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宰我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我们老师，比尧舜都厉害多了。

子贡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自人类诞生以来，没任何人能和我们老师相提并论。

有若说：“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何止是人类？所有生灵里面，我们老师是出类拔萃的。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不仅是圣人，而且是能根据时代不同而随机应变的圣人。

儒家学派的众多学者众口一词，把孔子推上了圣人的宝座。到了西汉，“孔子是圣人”基本上已经成了国家的共识。他被当成了所有读书人必须崇拜的老师。汉魏时期，魏文帝颁布诏书，称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

发展到宋代，孔子从“圣人”进一步变成了“神人”。在朱熹等理学家眼里，孔子不仅“生而知之”，而且无所不知，还从不犯错。凡是孔子做的都是对的，凡是孔子说的都要照做。他成了为人间立法的先知。甚至有一句话，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上天没有生下孔子，那整个世界就如茫茫黑夜。作为比喻，这句话可以让我们领略孔子的贡献有多大，但如果当真，那就和“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没有区别了。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即使没有孔子，人类社会也还是会向前发展。但古人不管，他们把孔子塑造为圣人，甚至是唯一的圣人，不仅是把他当成道德方面的楷模，还有着现实政治的考虑。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天下到底该怎么治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道家各执一词，法家墨家莫衷一是。

汉朝建立后，道家思想一度占统治地位，汉文帝、汉景帝都奉行道家学说，崇尚“清静无为”。儒家经过孟子、荀子等大儒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个学者，名叫董仲舒，为了配合王朝的统治，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

首先，他结合“天人感应”的说法，提出“君权神授”理论，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授予，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特地位。

其次，他把儒家重视的伦理关系，修订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原本相互的关系，变成了臣子对君王的单方面忠诚和无条件服从。

再次，他向皇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允许不同学术观点自由发展，把儒家学说树立为治国理政唯一正确的学说，以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儒家学说成为了和封建王权搭配的治国理论。在孔子生前，当权者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但从此以后，被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王权喜欢的理论体系。

孔子的地位也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不断抬高，包括少数民族治下的元朝和清朝，都将孔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们给孔子颁布了各种专属的“封号”。西汉封他为“宣尼公”，北魏封他为“文圣尼父”，隋朝封他为“先师尼父”，唐朝封他为“文宣王”，宋朝封他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封他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集前朝之大成，封他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此外，在孔子故居还修建了专门的宗庙，国家会不时举行祭祀大典，皇帝都会对他行跪拜之礼。全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文庙，各级地方官员也会岁时祭祀。

4、斯人已矣，盛世傀儡

不仅如此，还仿照帝王的世袭，把孔子的后人世世代代都封为“宗圣侯”、“衍圣公”，以至于不管王朝怎么换代，孔家却一直延续至今，连续80多代从未中断——这在全国所有家族中是的，孔家也成为了见证封建王朝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孔子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本人的思想和观点不再被重视，而被涂抹过的孔子成为了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鲁迅说他是“权势者们”的“砖头”，谁不听话，就会用砖头拍谁。古往今来凡是崇尚集权的，哪怕是不学无术的军阀，都会大力“尊孔”，哪怕民国时期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都是如此。但他们不是真的尊崇孔子的为人——孔子本人恐怕也不会支持他们——而是利用孔子去排除异己、驯服万民。

直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才打破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当然，“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夫子”，打倒的只是被专制王权所裹挟的傀儡，并非孔子的真身。实际上，打倒了“孔家店”，才能够“救出孔夫子”，才能够还给我们一个真实的孔子。

如今，封建专制时代早已过去，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再以“圣人”之名，对孔子搞个人崇拜，也不会以“先师”之名，来禁锢每一个人的思想。如何看待孔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但他作为中国文化和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甚至都不用加“之一”——我们应该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看待他？他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哪些是我们应该摒弃的？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十五、尾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认可这种影响的，把他看作民族的圣人来崇拜；不认可这种影响的，把他视为历史的罪人去批判。现在的我们，到底该向孔子学什么？不该学什么？让我们抛开哲学和思想层面的探讨，回到孔子本人，一起来看看他的为人处世哪些方面值得学习、哪些方面应该要警惕。

我们该向孔子学什么？

1、好学品质

孔子之所以是孔子，学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向每个人学习，他随时随地学习，他一辈子都在学习。他有旺盛的好奇心，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哪怕是生死关头，他都没有停止学习。他曾说自己是“下学而上达”，《论语》开篇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中提到学习的内容达到了60多次，可见他对学习有多么重视。他的一生证明了，普通人通过学习可以达到何种高度。

2、执着态度

他对自己的理想非常执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从未放弃过。做官不成，就教学和编书；鲁国不成，就周游列国；只要他认定是对的，明知道要失败，他仍然一往无前。临死前几天，他还在为没能实现理想而发愁。别人评价他“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他追求事业的执着精神的好概括。

3、自信心态

孔子浑身散发着迷人的自信，他对自己的德行、学问有着充足而坚定的认可。他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句话表扬自己三次：看看我，既忠心，又诚信，还好学！还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难的呢？很容易我就做到了！

他不仅以“君子”自许，而且还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普天下所有的文化，不都在我身上吗？他还说：“天生德于予”——我美好的德行是上天所赐。他还经常感叹世人不理解他，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我不怨恨上天，也不抱怨凡人，下学于地，上达天命，肉眼凡胎之人，何能了解我？懂我的怕只有上天了。

4、批判精神

我们习惯说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这些都没错，但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是一个不平家，是一个批评家。他整天把“天下无道”挂在嘴边，一辈子都在批判社会，批评当政者，批判古往今来所有的荒谬和错误。他不仅批评学生“朽木不可雕”，批评朋友“老而不死是为贼”，对于当权者，他也毫不客气。比如，他学生问他：“今之从政者何如？”他说：“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他直接说当时在位的领导全都是“斗筲之人”。他甚至当面批评位高权重的季康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为什么盗贼多？全都是你这个领导带的头。

他对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和他对理想的追求、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相反相成的。

我们不该向孔子学什么？

李大钊曾说：“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幸”在于他的进步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幸”则在于他思想中落后的成分对国民精神的禁锢。我们应该警惕的有这么几点： 

1、专制态度

孔子讲学，基本上不允许学生反驳、辩难。一旦学生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直接否定——或者摆出老师的威严，或者诉诸道德来绑架。比如他批评好农的樊须“小人哉！”骂提问的子路“野哉！”宰我反对“三年之丧”，孔子就说他“不仁”。他只允许从上到下的“教授”，不允许平等的质疑。只接受信仰，不容忍异端。他还曾杀掉少正卯来解决思想分歧。这种“一言堂”的做法，非常容易演变成思想专制，有违“兼容并包”的精神。

2、等级观念

人分三六九等，是古代社会的现实。生在贵族世袭时代，孔子不可避免地受到等级观念的影响。他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通过维护“礼”来强调对父权和君权的“无违”，通过严格划分“贵族君子”与“小人百姓”，建立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鸿沟。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学也，禄在其中矣”，莫不是在强调“君子”是不用自食其力的，是高人一等的；而“小人”则注定是要供养君子的、是矮人一头的。在等级社会中，成为“人上人”是很多古人毕生的追求，无非想从被人奴役变成奴役他人而已。在人人平等、权力来自人民的公民社会中，这样的观念是应该抛弃的。

3、官本思想

儒家学说天然就带有“官本位”思想，因为他们的理想只能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孔子本人就是“官本位”文化的代表人物。《孟子》说他“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三个月没有官位，他就坐立不安。他丧失官位，好比诸侯丧失了领土一样失魂落魄。他毕生的理想，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以说，在职业更加多元的今天，对官员和权力的崇拜仍是我们民族的共同心理。

结语

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无论是他的“精华”，还是他的“糟粕”，都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2500年后的今天，回看孔子的一生，不管毁誉如何，他的一生是充实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他没有虚度年华，没有阴谋诡计，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虚伪做作。有的只是实事求是、持之以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永远追求理想、乐观向上。

他是那个屹立在中国文化源头的人，赞美他的，恭喜你，你懂得了文化的价值，但我也要提醒你，不应强求现代人再聆听他的每一句教诲；批评他的，恭喜你，你拥有了独立的思考，但我也要提醒你，不要用现代的观念去要求古人，更不要把所有传统文化的脏水都泼到他身上。

让我们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这位中国文化的巨人，从他一生真实的故事中获得启发和力量。

     转自一五老师微信公众号